绒毛窝(骆驼鞍棉鞋)，给人一种很干净利落的感觉。她说话慢条斯理，不高声，不抢话，耷拉着眼皮，不直视人，带着青年时在皇宫里训练出来的习惯。她简单地告诉我们，她能看见的，如早起上朝前她伺候一袋烟，她怎么点烟，还比划了姿势；一日三餐的排场，她只是远远地看见，因为由太监伺候；夜晚睡觉如何设防，轮到她值勤时就躺在西太后的脚底下的地上；宫里没厕所，太后怎样接溲(大小便)。“传官房”就是拿便盆，便盆什么样，里面放檀香木的末以防臭味，便盆由小太监顶来顶去……

　　很快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工友老李向我们使眼色，意思是该散了。我们很满意，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官方文献所没有记录的东西。她是她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那段历史难得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初识老宫女的也是北大生活印象之一。

　　二、毕业即失业

　　在北京大学四年的求学时间里，我和锡常常在北大图书馆(北大红楼北侧)里看书、翻阅资料、择录要点，为撰写论文作准备。这个图书馆渐渐成了我们俩感情接近的地方，直到大学毕业前夕我们结婚。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我们是幸福的。

　　但是在解放前，两个大学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毕业即失业。我们到处奔走，托遍亲朋，然而谈何容易。教书的脱掉长衫去拉洋车(人力车)、卖烟卷；行人手提什物被叫花子抢走，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怎么办?读书人爱书如命。我们只有一些书，忍痛割爱，卖书!先卖夫妻俩各有一部的史记、说文、鲁讯全集(单行本)，卖一套，留一套。当卖郑振铎的插图本文学史时，何等令人心酸!书卖了不少，不能再卖了。又卖结婚戒指，怕母亲伤心，就偷偷换个包金的戴上。还卖什么?卖结婚时亲朋所赠的礼品，艺术台灯、玻璃砖大花瓶，再往后真没什么可卖的了，竟把能装4斤日本清酒的大洋瓶子卖了，一个4毛钱，换点切面以糊口。这是我们结婚后遭遇的第一个贫困苦难高峰。

　　三、日本广岛之行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钱稻荪先生举荐王锡，以北大高材生的名义赴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当时我们想，东渡扶桑也许是条求生之路呢!然而我们错了。广岛之行给我们后半生播下了万颗不幸的种子!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男人出征，遍地寡妇，人们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配给”。我们在广岛的日子里，没看见过什么食品、日用品，商店都上着板，不营业，没东西可卖，市面萧条极了。我们的长子因严重缺乏营养而致残，造成我们终生的遗憾。当时我们心中默默地想：回国吧!离开这“荒凉”与“贫瘠”的土地!离开这个“女人国”，离开这个后来遭受灭顶之灾的不祥之地――广岛。

　　母亲的一纸加急电报“母病速归”，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当美帝国主义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消息震惊世界时，我们已平安地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北京。我们幸免于难，母亲旋也病愈。

　　40年后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2周年到来之际，受当时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邀请，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来中国访问，到北京欢聚。其中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数名学生还被请到我家做客。当时欢声笑语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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