媾和或投降，或是德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替协约国剿灭东欧及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换取协约国对德国战争责任的赦免，我认为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吴川对于协约国方面的判断，却有些出乎我的预料。他认为，协约国会假装接受德国的媾和条件解除德国的武装，然后变媾和为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当德国政府宣布放下武器的那一刻开始，德国的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再强求德国的民众对出尔反尔的协约国抵抗下去了。

　　德国的资产阶级将会因此背上背叛德国人民的骂名，因此德国的无产阶级领袖应当更加的小心，德国资产阶级将背叛德国人民的罪责推卸到他们头上，从而混乱德国民众对于战败责任的认知判断。而在德国人民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欺骗完全觉悟之前，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只会成为德国资产阶级同协约国讨价还价的条件。”

　　捷尔任斯基和克拉辛对于吴川的判断都有些不确定，比如捷尔任斯基就很怀疑的说道，“协约国的资产阶级真的有这么愚蠢吗？在欺骗了德国人放下武器之后宣布德国是无条件投降，那么他们必然会向德国提出一个天文数字的赔偿的，经过了四年大战的德国，怎么可能支付的起那样巨大数字的赔偿？”

　　而克拉辛则认为吴川低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觉悟，他乐观的说道：“我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和吴川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短了。吴川作为一名政党的领导人，显然是合格的；但是作为一名革命领袖，我认为他似乎对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过于悲观了一些。

　　当然，他的这种悲观情节是同中国过去的落后分不开的。在沙皇统治的俄罗斯时期，我们的科技文化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但是至少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背影，我们至少还有罗巴切夫斯基、门捷列夫、切比雪夫、巴甫洛夫、李雅普诺夫这些科学家，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果戈理、高尔基这些引导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学家。

　　但是在中国，被鞑靼人束缚了200多年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出过引导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也完全失去了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吴川对于同胞的革命自觉性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不过我不认为，曾经抚育了莱布尼茨、莱辛、歌德、黑格尔、海涅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伟大的大脑的德国，会有那么不理性的人民。他们应当知道，究竟该如何才能摆脱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在他们身上安装的镣铐。”

　　列宁并不反对克拉辛表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没有这样的乐观精神，俄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要是听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悲观主义者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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