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就是在拖着日中关系往悬崖上走了。
从过去的一年来看,日中贸易往来发展迅速,而我国在婆罗洲的垦殖也获得了不错的进展。婆罗洲的木头和稻米,弥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缺口。而且婆罗洲被砍伐掉的森林,也刚好用来种植橡胶,这将令我国完成橡胶原料的自给自足。
由此看来,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东亚的和平,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我们才能和中国进一步展开贸易上的合作,并进一步开发婆罗洲的森林和荒地。只要能够把婆罗洲开发出来,那么日本就能够进一步的对南洋加以控制,从而扩张帝国在南方的影响力。
反之,我们现在不趁着列强虚弱的时机开发南洋,等到过上几年欧洲各国恢复了元气,那么日本就会被再次关闭在东亚的狭小海域内。”
原敬自然是认同高桥藏相的主张的,事实上现在的他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巴黎和会上,不少日本政治精英也同样在激动的关注着这次和会,希望能够让日本彻底的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不是仅仅成为东亚的地区强国。
因此,原敬一边要求外务省对于日中贸易及悬案的交涉务必保持谨慎;一边则让人打听中国派出的和会代表,并让小幡公使暗示北京政府,如果中国愿意和日本在和会上共同进退的话,那么日本不介意在当下的两国谈判中做出让步。
对于日本政府给出的香饵,国民党倒是很想吃下去,只是王葆真表示反对。他认为日中谈判和巴黎和会完全是两码事,不应该混为一谈。
而在各方的磋商下,中国派出参加和会的五名代表也终于落实了下来。因为革命委员会在列强眼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原本想要去和会镀金的官员们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吴川必然会成为代表团的第一人,但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出任公职,使得一些老资格的官员加入代表团就必然会位居于其上,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在数日讨论之后,各方终于决定让吴川、王葆真、王正廷、陈友仁、顾维钧五人作为中国参加和会的代表。除了顾维钧外,其他人都算是革命党,在革命资历中都不及吴川,至于顾维钧则属于少年得志,并无所谓经验和资历。
在北京忙于讨论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的时候,吴川此时却在总参谋部部长蒋百里的陪同下,前往了公主岭军事装备研究基地。今次他来参观的是火箭项目,在经历了四年的研究,其中两年走了弯路,不过在经过不断的修正错误之后,这一项目终于完成了第一种能够升空的液体火箭了。
负责火箭研究项目的一开始只有俄国科学家,之后又加入了德国工程师和美国工程师,最终俄国的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和美国的罗伯特·戈达德,主导了这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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