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员,一些群众还没能从乡土宗族的封建思想中醒悟过来;其次就是我们派出的人员难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口音、生活习惯和不同的社会观念,都是造成双方隔阂的原因。
而群众和我们派出的党员干部有隔阂,根源还在于当地的官员干部同我们派出的党员干部存在着一道缝隙。当地的官员干部最为不满的一点就是,当地的县府事务员月薪在12-14元,而我们派出的相同职位的党员是25-28元一月。
干着同样的活,拿的却是相差一倍的工资,自然难免让这些本地干部亲近我们的党员干部了。但是东北的官员干部拿到的月薪和工人相比,至少要低三分之一,远离生活环境较好的地方,我们总不能再继续减少他们的工资以安抚当地干部吧?”
对于梁廷栋提出的这一问题,吴川很久没有出声,就在梁廷栋有些不安的时候,吴川这才轻轻拍着椅子的扶手说道:“听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了山东那边报上来的一个乡村干部的案例。
1912年我们派出了一些干部进入青岛,建立起来山东革命委员会,在德国人的支持下,山东革命委员会首先对胶州湾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
胶州湾东女姑山有个叫做刘石八的长工,他的家庭非常的贫困,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外讨过5年饭,十六七岁就在本村地主家做了长工,一干就是十五年。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因为养不活都送给了别人当童养媳。
因此我们在当地推动土地改革的时候,刘石八是积极响应的,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也分到了亩田、全套的耕牛、农具,到了1914年他家里就建起了4间瓦房,算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14年下半年日本入侵山东的时候,他不仅拿出了家里的粮食支援军队,还报名参加了前线服务队。可以说是我党在山东的铁杆支持者了,因此在战后就被吸收入了本党。
到了1916年,他家的人均口粮约547斤,全家一年食用油6斤6两,一年吃了27斤猪肉,日子开始过的红火了起来,而他本人也被提拔为了村里的书记。
但就是这样一个党的基层干部,去年放出了6担小麦和20块大洋的高利贷。他还在去年底的县乡镇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合作化糟的很’、‘统购统销把农民搞苦了’诸如此类的反对农村合作化和党的农业政策的言论。
所以你看,我们想要迁就放任党员的自由化是迁就不来的,我们在上面放松一点,底下就是一个大窟窿。刘石八这样的贫农,有了一点土地,刚刚填饱了肚子,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合作社的束缚,奔着自己的小幸福去了,何况是其他没有得到革命直接好处的阶层。
改造农村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改掉的就是这种普遍的小农思想。打土豪分田地不是我们的目的,消灭乡村中的封建落后文化,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主导下的新农村,以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简单的说,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而不是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加强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并不断的开展批判和自我批判,以避免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过去这几年我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军队干部和党内高层,我看现在是时候对地方和基层党员进行普遍的再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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