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门下,则与中朝状况何其相似啊?况且录尚书事,权也非职也,今行台之长史、司马,则职、权并重,比拟秦汉之二相,或一丞相一御史大夫,应无大异……”
“大人,”裴该忍不住打断了荀崧的话头,说,“行台终不能与中朝相比。”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前世也曾多次梳理过历朝官制的演变,你不必要现给我上课。问题我这儿终究是个临时机构,不是真正的国家、朝廷啊。
荀崧正色道:“虽为行台,置罢非旦夕之间……”你都归天子而自居长安快两年整了呀——“所统四州两郡,事务繁杂,且既命诸部,一如尚书,则岂可不备门下?我自归长安后,不涉政务,唯冷眼旁观,行台虽较中朝为振作,因循苟且之事,亦不罕见。或正因为文约故意自弱于中朝,不敢事事比类,诸吏乃生浮躁之气……”
尚书省自西汉始设以来,有一个逐渐发展和扩张的过程,如此到了隋唐之际,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最初,尚书省是窃夺了丞相和三公的政令权,继而又插手九卿的行政权——但在晋朝,仍设九卿,其职权与尚书诸曹往往重叠,遂导致责权不清,行政效率低下。
先贤于此,早有规谏,一种意见是建议干脆罢九卿,而将行政权尽数收归尚书省;一种意见则是保留九卿的行政权,而尚书省仅仅作为其领导机构存在。裴该既然行台长安,详细规划和搭建类尚书省的班子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不可能模仿朝廷,再创建九卿的外派机构,因而干脆一步到位,把十二部规划得极详细,所用人员也远远超过了中朝的尚书省,完全夺占卿权,大致等同于隋唐的行政机构。
这在荀崧看来,那就是你不敢一板一眼照套中朝架构,而要刻意彰显长安行台的地方性和临时性——照这个样子下去,官吏们还能有多少动力啊?目前在你督责之下,尚能实心办事,时间一长,必生怠惰啊!
裴该不禁心说,还真是从不同角度,可以看出不同问题来,陈頵前不久还在夸长安行台的架构搭得完全,你这会儿倒说是草台班子……
不过也对,关键不在于角度不同,而在于视野不同。陈延思终究只是名中级官僚而已,光看到了行政系统的单一化和职权明晰化;荀景猷却是做过执政的,能够站在更高角度观察我这一套新系统,所得结果必然是:政令方面,唯大司马与裴文冀、陶士行三人而已,你们就算千手观音也忙不过来啊!
并且更重要的是,裴该你身边儿没啥人,只有一票文学侍从,帮忙整理文牍,以及代笔写文章而已。相比之下,裴长史和陶司马倒是门客众多,则时间一长,难免有太阿倒持之忧!
荀崧生怕裴该误会,还紧着解释:“文冀为至亲,士行亦循规蹈矩,我非疑忌二君也,唯论制度,此非长远之计啊。”
裴该就问了:“则请大人教我,该当如何更制啊?”
荀崧建议道:“可即于大司马府内设一房,除郭景纯、胡子云等外,多选智谋之士以为辅弼。大司马政令,皆由此房宣出;长史、司马诸部所奏,亦由此房审核……”
裴该笑道:“此与设门下省无异啊。我终究只是行台关中,若如此做,恐怕会引发朝廷的猜忌……”
荀崧打断他的话,规劝道:“文约,朝廷猜忌与否,只看时势,与文约所行何关哪?即便不设门下,难道朝廷就不猜忌了么?岂不闻‘秦当雄’之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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