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作为的,但不论做法还是手段,都失之僵硬,同样为了减少麻烦,好搞一刀切,强硬、强势以至无理。
还有更为过分的,那就是一些官员、将校,借着朝廷整顿党项部族的机会,从中牟利,肆意奴役、侵犯党项部民,榨取他们的财富。
形形色色,乱象纷呈,在夏绥地区回归朝廷二十年之际,当地的形势,已然十分糜烂,党项人怨声载道,矛盾不断激化,不安的情绪也在不断扩散,就像一堆干柴,只差个火星就能引燃。
这还只是党项人以及胡人的问题,地方的官僚,徙边的汉民豪强,也是矛盾重重,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人心混乱思变。
对于地方上的情况,朝廷不是一无所觉,不论是地方的有识之士,还是武德司的奏报,都有示警的意思。
然而,毕竟隔得远,不论是留皇帝,还是政事堂的宰臣,都只当是政策施行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思及乾祐时代,朝廷制定的多项政策,闹出的乱子同样不少,大叛乱都有,榆林道所谓的不稳,又能严重到哪里去?
直到去年,随着黑汗使团案的爆发,鸣沙匪的现形,对于西北治安乱象,才终于引起了朝廷足够的重视,一场针对西北匪盗的治安大作战,收获虽丰,但也只是做到了面的打击,并没有根治。
随着对西北各项调查的展开,那隐藏在开宝盛世幕布下的真实一面,也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在刘皇帝被朝廷内部事务牵扯,朝臣们也为动荡的政局所吸引,还没来得及对西北推行综合整顿治理政策时,李继迁率先举起了反旗。
毫无疑问,李继迁就是那朵点燃西北乱局的火苗。当然,这颗火苗的影响,在初期并不是那么大,甚至显得脆弱,毕竟,大汉朝廷的威势依旧强大,哪怕满腹怨言,也少有人敢贸然像李继迁那样举旗叛乱,正面对抗朝廷。
但同样的,蠢蠢欲动之势,也不可避免,若没有党项势力的支持,岂能有上千党项部众跟随李继迁举兵。而在李继迁事败外逃,远遁戈壁的过程中,也少不了当地部落的掩护。
比如野利部,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就成了夏州官府重点的盘查目标,甚至,都不需要什么证据,完全可以断定,野利部必然与叛逆李继迁有所勾连。
因而,在过去的半年中,野利部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夏州知州上官正下令,让野利部众,相互举报,报则有赏,同时,驻军也在都司的调动下出动,戒严排查,而随着来自东京的指令,有了中枢背书,做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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