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农业政策,让利于农民,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农民。
当然,减税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实行的,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但是,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
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导致粮价不断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则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哪怕反应慢些,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
过去,当粮价不稳之时,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这一次,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按捺着,任由市场调节,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
就拿米价来说,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在赵匡义及沈义伦的建议下,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
如此一来,可苦了两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农民则如降甘霖,粮价涨了,能卖出更多钱,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粮价过低不行,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士民生计受困,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满城怨声载道之时,朝廷终于出手,平抑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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